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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袁世凯的干弟弟，却屡次逼迫慈禧退位，
“达官之子，或则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或则真慕风雅，诗文有声，与酒食征逐的纨袴，大异其趣，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
——高阳
一千人有一千种活法。有人为名忙碌，有人为利奔波，有人却于尘世之间寄情饮食男女，在生活细节中享受外人以为不足为道的乐趣。
因为人生态度不同而产生的人间百态，恐怕无法用言语道破。
提到中国文人正可谓星罗棋布，不可计数。
这之中既不乏流芳百世者，亦不乏遗臭万年者，再加上庸碌无为者就更是无法计量。
在以武统江山，以文治天下的时代来说，因为文人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受到极高的礼遇。
然而他们当中却很少能仕途得意且名垂青史，更多的还是大才难展，壮志难酬，屡遭小人构陷，权臣排挤，现实打击之人。
留下更多的是后人惋叹的风骨和道义。
或许，今天所文的“晚清四君子”之一的吴保初便是这样的人。
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个充满了傻气的读书人。
一定要用实用主义的角度看：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不就是少了几分这样读书人的“傻气”么？
时代残局中的读书人
关于吴保初，我们或许用可以用四个字叙述一生，那便是“书生意气”。
吴保初（—），字彦复，号君遂，晚号瘿公，安徽庐江县沙湖山人。与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赞同维新，时人称为“清末四公子”。
吴保初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的儿子，说起来，也是正统名门之后。
吴长庆当年为李鸿章所重用的人物之一，“是淮军中的儒将，亦是淮军中罕有的比较廉洁的君子”（高阳语）。
让人尴尬的事情是吴保初作为一个官二代，好读书，却厌恶科举，本来这样的读书人做个如袁克文一般的风流大少也可以。
可是在光绪十年，当父亲军中病重，他则渡海探父，医官说此时已经无方可治。
对于权力下的医官们，只是推说，古书上有个方子，便是亲子之股肉，做药引，或许能治。
意思很简单：这病我们确实没办法，但是你要是怕疼，不敢救父亲，那就是你的问题，与我等无关。
走投无路的吴保初，将信将疑之间，也是被逼，也是救父心切，于是割肉一刀。
奇迹的是，其父吴长庆竟然在这番药的作用下，病好了。
于是吴大帅的儿子“割肉疗亲”，孝举感动天地，一时之间在军队里传开了。
于是包括慈禧掌权的朝廷也知道这个消息，在晚清尔虞我诈的时代，还有这样的“傻子”，这事应该褒奖。
于是决定奖赏这个年轻人，赐了官身。
虽然吴保初官拜仅六品，但在刑部任上“勤于吏职”，名传一时。
能够做出“割肉疗亲”的事情，所有人都赞他的孝道，
却让在朝廷做了几十年官儿的父亲一眼看到吴保初身上读书人的傻气，多次上折子求朝廷收回成命。
吴长庆对身边人说：“稚子今日所做，乃是读书人的傻气，若是在朝廷，不知道要捅出多大的乱子，日后，这个家都要败在他的手上。
知子莫若父，吴保初当官的时候是“同光中兴”的年代，甲午一战之后，当年的中兴变成了笑话，读书人要变动格局的时代就来了。
（吴保初在庐江故居）
两次上书要求慈禧退位的狂书生
清末既是“棋局已残”的乱世，同时也是一个自强求变的大好时机，甲午之后，朝野内外改革的呼声。
作为读书人，能够傻乎乎的割肉疗亲，自然免不了为了天下，要做死谏之人。
那个时候的吴保初只不过是个六品官，却在京城呼应维新，一时成为风云人物。
首先，他是京中的官员子弟，所呼和响应的自然不是一般人；其次在于他的勤勉，虽然是官二代，却用读书人身上的正义示人。
谭词同从湖南到北京的第一天，吴保初做东，一起吃饭的都是实权子弟，且都是一心改变时局的读书人。
然而，论人格魅力，似乎谁也比不上吴保初，曾经割肉救父，不仅仅需要傻气，还有一股子狠劲。
所谓勇者，不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么！
于是拯救天下的重任似乎就是他一个人的，在他心里也是如此，读书人，铁肩担道义！
于是吴保初第一次应诏上书是在年，甲午战败后，即以《陈时事疏》篇，“以亡国之说，告之于皇上”，冀其“怵危亡”而“谋富强”，主张变法维新，思索救治之道。
今人只记得“公车上书”，而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波澜，不过是后来康有为海外为自己贴金的说法。
倒是吴保初的这一次上书引起了朝廷不小的波澜，因为所谓变法，直指慈禧当权的守旧。
这个折子，光绪皇帝命群臣应对，慈禧太后原本没有把当年的褒奖当回事，现在也记住了这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
一时之间，京城里都在讨论着吴保初要求变法的折子。
名僧八指头陀是其好友，闻之慨然赠诗：“一疏惊天劾大璫，不妨风雅更清狂”。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六君子”在菜市口血染刑场，这里面当然没有吴保初，
倘若不是吴长庆和李鸿章，难说不是“维新七君子”了。
第二次是在年，也就是庚子“义和拳”大起，各国联军动怒犯京，
在有了《辛丑和约》之后，吴保初复入京，主动上疏恳请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其书“辞旨切直，天下忌之”。
连梁启超看了也不禁慨然万分，谓“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公子意气可见一端。
一时之间，忧国之人大感有人直抒胸臆，
而另一部分的人却有将吴保初杀了的心都有，
吴保初还是依仗这不错的家族关系，一样幸免于难。
他敢上书，自然是不怕死的，但是对于时代残局下的读书人来说，杀身成仁原是本分，人不容我，便留几分薄名留青史。
可惜的是，他的上书并没有什么用，而且还被无关痛痒的不理不睬。
杀也不杀，理也不理，于是一怒之下，挂冠归隐，回老家庐江，辞官不做了。
如今，知道吴保初的人确实不多了，屈指算来，若以吴保初卒于年算起，忽忽百年过去。
然而辞去官职的时候，他还只有32岁而已。
（吴保初的女儿吴若男，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
在上海呼号而亡的潦倒书生
作为一个朝廷命官，吴保初于头上花翎而不顾，毅然摒弃了这一切，宁可“终是直钩无所获，不如归去抱空山”，以其夫子自道，慨人生万千。
尽管他“忧”的是一个日落西山的清政府，然民族生死、自强之大计始终难以消减，屈原遗风，可见一斑。
辞官后的吴保初，最终从庐江老家搬迁到上海，做起了寓公，那个时候的吴保初仅仅只有34岁。
据说经济拮据到家里有客人，甚至要到当铺典当衣服，换取钱财。
袁世凯听说了这些事情，生出怜悯之心，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专门派人到上海劝吴保初再次做官，
并且承诺他，只要到天津做自己的幕僚，一个月就有一千个大洋的收入
但开出的条件却是不得议论任何相关的自己官场上的事情，说白了，就是养闲人。
这当然遭到吴保初的拒绝。
其实，任何人的钱都不可轻取，惟袁世凯手中的花花大洋，吴保初尚可拿得“心安理得”。
袁世凯系长庆先生之义子，与吴保初有手足之谊，章太炎形容：“两世恩旧，情逾昆季”。
也可这样说，倘若不是当年吴保初父亲吴长庆的有心栽培，袁世凯日后也不可能飞黄腾达。
吴保初深知袁世凯的为人秉性，更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作诗云：“丈夫饿死寻常事，何必千金卖自由”。
可见袁世凯的大洋也不是那么好拿的，而良知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或将远远超出这区区千元可接济的范围。
落到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再傻的读书人也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年元旦，吴保初作诗给自己的两个女儿：有“而父师孟轲，上书尝责难。”
并嘱咐女儿不要学他，自己曾经有过的诺大名声，却对国家半点作用也没有。
不过是“徒空言”而已，若要为国家民族，必须干一些实事。
吴保初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弱男，次女亚男。
这两个人也是日后的“同盟双姝”，吴弱男的丈夫就是大律师章士钊。
清末四公子，其中三人最后的结局都不好，最有名、也是最惨烈的当属谭嗣同，被戮杀于北京菜市口。
而吴保初在上海得了风湿病，却因为“贫至无法买药”，在上海的街头，呼喊国事而亡，年仅四十五岁。
他是晚清名流的领袖人物
吴保初算是中国最后一代具有“士”精神的人，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
他本就是性情中人，一生慷慨，轻财好施，喜交天下豪杰。
康有为在墓志记述：“母王太夫人遗财丰溢，君散以养士恤孤，舍田千亩为义塾恤族。”
戊戌变法失败后，吴保初愤然写下《哭六君子诗》，有“圣朝不杀士，尼父吊三仁，西市诸君子，东林旧党人”之句，并发愤“为亡人讼冤”，以至于两个女儿纷纷加入同盟会，他不但不反对，而且捐钱资助。
同为清末四公子，吴保初与谭嗣同的性情最为相似，尽管两人始终未能谋面。却让谭词同说起他时，说“盼有颜见”。
吴保初直言上章，弃官不做，其短暂的一生，赢得不少旧雨新知的尊敬。但凡事有识之士，在上海，均会到吴馆拜访。
“偶及国是，抵几纵言，亢直痛切，闻者仍兴起而忿然。”此时的吴保初做了寓公，仍然是难忘国事。
著名的民主人士章太炎和康有为一向不和，但是对吴保初都是相当的尊敬，吴保初病逝，章、康二人，一个为之作墓表，一个为之作墓志，可见吴保初的人格魅力和影响。
梁启超入京的时候只有十四岁，被吴保初看中，力荐之下，才得以进入“强学书局”，这也成了梁启超一生的转折点，梁一生用恩师尊之。
吴保初病逝之后，梁启超写挽联：“君遂之节如其才，呼天不应归去来，海枯石烂诗魂哀，吁嗟吾国其无雷。”
作为名门之后，仰丈其父对朝廷的赫赫大功至少也能混得有模有样。荣华富贵且不去说，至少衣食无忧、以车代步乃阔绰有余也。
有像他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俯仰身世，托之于诗”，抑或与沪上娆媚动人的官妓调情，抚琴饮酒，唱和吟对，尽得一时风尘之欢。
若在今天，不少人恐会这样想，更会这样做。
只是他做不到，他真的把自己当成读书人，要铁肩担道义。
他一生都在称自己是“不祥之人”，这话确实如此，
对朝廷来说，他敢让掌权者下野，对他自己而言，以“读书人的傻气”，落个呼号而绝的下场。
但是对于整个时代来说，他说的那些话，绝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徒空言”。
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他忧心太多，实在是振聋发聩的言语。
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不就是少了几分这样读书人的“傻气”么？
书生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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