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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需求与现实困境现实题材剧的口碑与收
作者简介：戴清，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特约评论员、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教授。
造成现实题材剧口碑与收视倒挂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主要从现实题材剧的时代需求与现实困境角度加以分析和把握。
现实题材创作以写人生、直面现实为鹄的，现实主义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其精髓所在。然而，在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喧嚣中，在网络虚拟空间呈现绝对强势的媒介环境里，在浪漫唯美的白日梦无处不在、或玄幻或戏谑的叙事不断膨胀的当下语境中，直面现实、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是否还有其现实需求？按理说，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的需要，中国故事固然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加以表现，但现实题材剧显然应该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现实题材剧的表达需要植根现实、真实自然，也就需要秉持现实主义精神。这样来看，写人生、写中国社会中真实人生故事的现实主义创作就谈不上什么过时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一再被提及，就并非那么笃定无疑、显而易见。更何况需求是一回事，讲不讲得好是另一回事。那么，为什么讲好中国故事那么难？到底是哪些因素制约着现实题材剧的创作质量与发展空间？
应该说，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首先面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求与把握中国经验的实际困难的矛盾。一般而言，表现家庭情感故事相对容易，表现时代变革、改革进程的社会问题则相对困难。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走过了欧美几百年的发展史，遇到的社会问题有些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已有经验，但还有更多的问题却是前所未有，也是无从参照的。从民主法制建设、城市化进程到民生的衣食住行，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到人口、环境、平权、文化娱乐等各类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与中国人的命运、情感结合在一起就显得更为错综复杂。同时，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史、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又进一步造成当下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多样，如“南方报系”、《天涯》《环球时报》等媒体论战所显示的意识形态领域“左右之争”“工业党”与“情怀党”、民粹与自由、开放与保守、正统与边缘等都有各自的关切和思想交锋，各有其代表人物和拥趸，也自然地要反映在中国故事及中国人的精神思考之中。可以说，中国道路比任何国家都更具探索性，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社会现状的艺术创作也就难上加难，它要求创作者兼具艺术家的才华和思想家的敏锐，尤为需要考察洞悉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穿透力和勇气。这一点对于当下的创作和创作者来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恰如《光明日报》上的《伟大时代为何难觅伟大作品》一文所说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是现在大部分作家没有很好地深入生活，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不到位，只能玩点文字技巧；或远离自己生活的内容，凭空写些历史题材；或写他老家和小时候那点儿生活经历；或者对道听途说的一些故事进行编造。这跟我们时代对文学的要求格格不入……”文学创作如此，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将这一纷繁复杂的时代、乱花迷眼的社会现象转化为艺术作品，则更加困难重重。
《蜗居》剧照
现实题材创作对创作者的才华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只体现在要求创作者有形象化转换深刻思想、构织故事的创作能力，还需要有足够高的精神视野和认识水平，以便较好地表现变革时代所特别需要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并恰当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味地强调历史理性，精神内涵可能深刻并超越，但如果缺少人文关怀的恰当融入，作品很可能沦为政治正确的说教或简单的形象演绎，而缺少艺术应有的情感激发力量，这可能也是某些虽然获奖却难以引起大众情感共鸣的主旋律作品的问题。如果再多加伪饰，那么就连起码的历史理性也荡然无存了，只能沦为干瘪乏味的政治传声筒。一味地强调人文关怀，缺乏足够的历史理性，创作很可能会迷失在虚幻的想象和乌托邦迷阵中不能自拔，最终无法拥有现实主义创作所呼唤的思想震撼力和穿透力。同时，这种历史理性还需要有审美理想的烛照，能够有力度地展示多姿多态的美，有分寸地把握形形色色的“丑”，并在审美理想的照耀和穿透下，“否定丑，并确证美”。这一点，颇有一些作品出现过偏差。例如，《蜗居》对反面人物——贪官宋思明的把握失度而将“丑”呈现为“美”，误导观众对其倾注过多的审美同情，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电视剧《北爱》剧照
又如，《北京爱情故事》中对平民子弟石小猛堕落的批判看似不遗余力，但经不起推敲，显得过于草率夸张，因为创作者并没有挖掘人物堕落的社会因素，而仅仅在贬斥和丑化一个抛弃爱情的年轻人，没有真实地揭示丑的形态及其内在本质，对丑的人、丑的事也要显示出固有的性格逻辑，不回避生活本身的全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最终导致作品缺乏更强的社会意义和悲剧震撼力。实际上，这种把握失当即使在优秀作品中也曾出现，如年热播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家儿女们的感情总是和干部子弟拉上关系，这样的情节设置一方面透露了创作者迷恋权力的潜意识——少安让润叶痴情难忘多年，少平赢得了地委书记女儿田晓霞的爱情，他们的小妹妹兰香也“碰巧”和省委副书记的儿子相识相爱。另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安排仍然沿袭了传统灰姑娘的叙事模式，满足了大众的白日梦，暴露了创作者历史理性的缺乏。因为通过爱情纽带这一温馨浪漫的方式来弥补阶层鸿沟从来都是最简便易行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捷径，然而这种以爱情名义提供情感慰藉的所谓人文关怀多少有失厚重，也是创作追求深度精神内涵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抵制灰姑娘模式的根本原因。当然，作品中润叶和少安的爱情以悲剧完结，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也以晓霞的牺牲演变为悲剧，又显示出一种现实主义的清醒力量。改编电视剧中的孙少安身上充满了草根智慧与英雄色彩，他和一心为公的县领导田福军一样，都是致力于改革的好干部，力排众议、顽强坚韧，无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这方面还没有完全超越年代李向南、乔厂长式的改革者形象。
《平凡的世界》剧照
但难能可贵的是，《平凡的世界》将改革开放前陕北老区令人触目惊心的贫穷真实地表现了出来，剧中表现了改革的每一步是何等艰难，有想法想作为的好官在地方上开展工作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地方政权、农村政治极其错综复杂，家族宗法、人情政治又是怎样地夹缠不清、彼此依赖掣肘。同时，作品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表现是令人动容的：老百姓连黑面馍都吃不饱的烂包光景、高中生连最差的丙菜都吃不起、年轻人的美好爱情因贫穷被断送、大姑娘衣不蔽体无法出门……剧中从中南海来到地方的高老抱着光着脊梁的老区孩子失声痛哭的场景，在当下的荧屏上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它表现的还是三十年前的真实，但仍然如此触动人心。这种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生活真实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所带有的，尽管它仍有其单薄、幼稚之处，但全剧对贫瘠又热情的黄土地、对贫穷却不失自尊与追求的农民的塑造、对劳动与劳动者的理解、尊重与热爱、对生活意义的真诚思考、对改变贫穷面貌虽九死犹未悔的决心都表达得那么直抵人心，这也是该剧穿越时空仍能够给人们带来新鲜与感动的魅力所在。
另外，现实题材剧创作还需要克服弥漫在当下社会的政治冷漠症和犬儒主义，这一点与前文提及的意识形态的活跃状态看似矛盾，其实并行不悖：活跃存在于思想界精英之中，而民众包括专业知识分子则多表现出对政治的冷漠，犬儒主义的盛行也就成为一种风气。应该说，这是现实题材创作向生活深处开掘及提升拓展的根本制约因素。一方面，历史原因和政治禁区让一些创作者力避政治风险，以博眼球和经济效益为追求目标。前些年反腐剧因“展示腐败”退出了黄金时段，控制了反腐剧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但也多少抑制了现实题材创作表现社会公共生活的热情。另一方面，创作者自身也常常在这种重负和惯性下画地为牢、自我束缚，碰到现实问题每每绕道走、唯恐避之不及，或者避重就轻。于是，现实题材创作与社会生活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反差，社会层面关于教育问题的反思之声振聋发聩，创作方面却仅有一部少儿电视剧《名校》触及了这一问题；关于国企改革，现实中发生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涉及无数普通人的生存养老、生计命运，但通过电视剧作品的表现却被过滤得简单而纯粹。从荧屏上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公无私的改革家如何力排众议、一心推进改革、保护百姓的利益，看到为改变命运、奋争、拼搏最终成功的生活强者。但在现实中，人们看到听到的却是老虎苍蝇们以改革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普通劳动者处于绝对的弱势。是一味空洞地讴歌改革成就，还是客观地、如实地表现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是对改革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的命运进行真实的观照，揭示改革进程中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还是站在所谓成功者的立场，简单地去表现叱咤风云的改革家和生活的强者？如果创作者没有真正触及这些社会问题及不合理现象，如果仅仅是图解政治般地讴歌改革，那么这样的作品是难以有说服力的，也很难引起大众的心灵情感共鸣和价值认知。
当下正值改革攻坚阶段，进入了所谓深水区，反腐进入常态化，老虎苍蝇不断被揪出。民生疾苦、百姓呼声、各种思想流派的争鸣都让中国社会充满了激荡人心的冲击力，也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最生动鲜活的素材和原型。但此时文艺创作却将现实抛得远远的——或退守到穿越剧、古装剧的臆想中，或退缩到家长里短、家斗家闹的杯水风波中，或者把装点一番的现实扭曲地搬上荧屏，营造一片莺歌燕舞的繁华幸福景象，不能不说是政治冷漠症、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结果。但是，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电视剧一旦与真实相背离、相脱节，是最容易让观众发现和引发反感的。现实题材剧一旦失却了它触及现实、反思现实的力量，也就不再有魅力，更不可能激起人们改变社会的热情和力量。这样的宏大现实题材创作的存在合理性可能只剩下粉饰现实、图解现实、提供廉价安慰的功用了，观众的主动疏离姿态倒不失为一种消极的觉悟。然而，大众的抵触情绪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那些真正有力度、有热度的现实题材剧，《老农民》和《平凡的世界》在大众中引发的巨大反响还是给人以安慰和启示的，这也是对上面问题做出的最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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