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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聋发聩鹰派兴起是中国之福
(程亚文，著名战略问题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任职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近著有《大国战略力：帝国盛衰的六种力量》、《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等。此文写于年，此次转载已经其本人审阅。)
程亚文原创。欢迎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出处。
雪珥认为中国没有多少真正的鹰派或鸽派，有的基本都是“鸡鸭派”，只热衷于左右互搏的地面游戏。（雪珥：中国鹰派有个软肋，需要与时俱进的话语体系）
这真是稀有之声。实际上，类似的说法早已有之。七十多年前的抗战期间，“战国策”派的领袖人物雷海宗先生，就曾指出自：
秦汉以降，中国的智识阶级即士大夫们，业已丧失春秋时代士族阶层文治武功集于一身的理想人格，大部流于文弱无耻，无事时奔忙于“鸡虫之争”，大难来时则“惊得都作鸟兽散”，乃是典型的伪君子面貌。
古代士大夫阶层的最大弱点，就是没有血性、缺乏尚武精神，在该担当时不敢担当。这又与他们的另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士大夫们习惯于以道德论世，对经世致用一窍不通，对如何解决国家难题没有办法，这使他们在该担当时不能担当。
社会中坚阶层的特质决定国家性格，也决定国家命运。上千年来中国伪君子遍布，结果是国内文弱之气蔓延，宋明最后都不抵外敌入侵而国破政亡。在国家危难之际，士大夫阶层不仅不识大体，沉迷于党争而不管国家死活，还丧失原则和立场，动辄卖身倚靠。雷海宗先生总结士大夫阶层误国祸国的方式有三：
一是结党误国，典型如东汉末的党祸、宋代的新旧党争、明末的结党；
二是清谈，逃避现实；
三是做汉奸，刘豫、张邦昌、洪承畴都是进士出身。
经过二十世纪的改良、革命及外战、内战，中国的智识阶层有没有脱胎换骨呢？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在其前期，中国曾有过尚武精神的短暂复兴，国民党的北伐、共产党的革命，都曾一改传统士大夫阶层只尚空谈、不尚行动的旧习，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和走上富强之途，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在压迫中迸发出来的血性，绝非出自旧文人的救国自觉，而是新知识阶层在肉体和精神上得到武装的结果。
世道比人强。近三十余年来的相对和平，为中国积攒了国力，却也在歌舞升平中磨损了人的精神。六十多年前为当代中国奠定根基的那些人群，今天已经新出现的多种社会阶层所稀释，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又重回故态，主流社会阶层对国家和民族毫无意识，二十世纪刚刚从长久嬴弱中凝聚起来的刚强之火，又在各种“主义”之争中被一点点浇灭。
这几年来兴起的微博，正在把当代中国知识阶层的面相显露无遗。十几年前各种“主义”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的时候，不同意见主张的“公知”们，还能稍有风度开展“理性对话”，今天在微博上，所能看到的已只有“对骂”，只要不同意自己的主张，那就不仅在在见识上“无知”，在道德和人格上也“低贱”，因此在“主义”相争的大街上，只看到轮番上阵的思想泼妇，相互都叉手顿足外加唾沫横飞，恨不得一脚把对方踩倒在地。
雪珥：中国鹰派既珍稀又孤独
竞相在道德舞台上摆弄“正义”姿势非国家社会之福。宋明的党争，到后来都发展到意气用事、只考虑集团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雷海宗先生对此同样知之若详：
“今日弄世丧志的小品幽默文字，与一知半解的抄袭西洋各国的种种主义与盲目的号呼宣传，可说是两种不同的二十世纪式的清谈。”
当代中国知识阶层的总体品格和倾向，这些年来在加速滑向宋明未际，只管否定，不管建设；只谈价值，不思路径；只顾信仰，不问是非。党争之势也已形成，大街两边，壁垒分明，生死相搏，日渐水火不容。一方拼命想回到旧时代，以为民众福祉在于重新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则祭起高大全的“普世价值”论，凌空轰炸每天操心于柴火油盐的芸芸大众。王朝时代的士大夫们死抱道德教条来使自己“义正辞严”，今天的中国知识阶层则把自由民主的“主义”、“普世价值”当作自己“义正辞严”的护身符。
“主义”之争的一种结果，是在一部分知识群体那里，不以倚身投靠为耻，开始形成两个“凡是”：凡是美国做的，都是对的；凡是美国说的，都是真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不少人曾发表声明，声援美国大兵为这些“愚昧落后”之地送去自由民主福音，而那些在战争中成千上万死去的生命，不过是实现自由民主的祭品，他们在中国高喊的人权，在美国“爸爸”那里变成了一团纸灰。
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与蒙古军队的利益就是宋朝的国家利益、满清军队的利益就是明朝的国家利益，何其相似乃尔！于是钓鱼岛可以不争、南海可以不要，要的只是喊几句“世界公民”的口号，甚至带路打垮“腐朽没落”的宋明。中国一部分知识群体在道德秀场上的表现，令人想起英国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Hobhous），他的这句话颇不中听，他说：
“最原始的人群”有一个特征，“他们评判一个观点是否真实的依据是这个观点是否使人产生愉悦的感觉。”
今天中国知识阶层所追求的，恰恰就是道德上“愉悦的感觉”，这种吸食鸦片式的快感，对身体是否有害、是否利国利民，就不在考虑之列了。
在当下以及较长时间的未来，中国都会是一个内部矛盾特别之多、利益分殊极为明显的时代，也是一个外部纠纷格外显眼、国外压力甚为巨大的时代。解决种种内忧外患，需要的是办法和路径，而不是情绪和指责。谩骂和诅咒是容易的，而理性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却难。中国当前所急需的，是出现能够引领潮流的新人群，带领中国建立梦想并向新的梦想迈进。这一人群应当思想敏锐，意志坚决，敢于担当，深刻明悉中国国家利益所在，也洞察中国应当负责的国际责任，无论他是鹰派还是鸽派，都懂得在维护国际和平的同时，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样一个阶层还未出现，但中国尤其需要这样一个阶层！
(程亚文，著名战略问题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任职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近著有《大国战略力：帝国盛衰的六种力量》、《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等。此文写于年，此次转载已经其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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