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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选
李泽厚，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人，著名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这么大的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么多的人口（超过十三亿，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这么长的历史（将近万年），历经曲折艰难，兴衰变化，中华文明（主要指汉文化）未曾断绝。作为世界文明史的奇迹，这是如何可能的？ 有多种多样的回答。这里只从远古到今天始终延续着的几个文化符号来作些探讨。 华夏文明好些符号如八卦、龟、风等都相当源远流长，这里选择讲述的只是“鱼”和“龙”两个符号和一个符号系统：汉字。因为比较起来，它们似乎最为广泛久远，尽（中国）人皆知，更具关键意义。但本文不是史学或考古论著，只是从哲学视角所作的粗略观察而已。 一鱼：生命的符号人面鱼纹彩陶盆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是从新石器时代（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距今六千五百年以上）到汉代（距今两千年）、唐代（距今一千年），一直到今日的鱼（民间的各种剪纸）。这个“鱼”的源头符号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承续，没有间断。“鱼”意味着、呈现着、代表着什么？ “鱼”有两个基本含义。这两个基本含义又是相连相通的。 第一个含义是生殖，生存。鱼产子极多，象征着繁殖、生育，与此紧相联系，鱼代表着也象征着男女情爱、交欢。从《诗经》到后世的诗歌和民歌如“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汉），从上层汉镜的“长宜子孙”、“君宜子孙”到今天民间剪纸的“娃娃抱鱼”，“鱼”代表着性爱、生存、生殖、繁衍。它是神圣的生命颂歌。人群的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通由客观社会性以文化符号显现出来，自此“鱼”开始。许多民族都有与性与生存含义有关的“鱼”的符号。中华文化则从远古延续不断地保存到今天。 半坡仰韶的新石器时期，大概是“以佃以渔”的母系氏族社会，捕鱼和鱼是当时生活、生产的核心资料和基本活动之一。中国传说有女娲补天，《易经》歌颂“厚德载物”的地母坤德，正如“鱼”的符号一样，指向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原始社会的生存、生命和生活。 与代表性爱、生存、繁殖紧相连的“鱼”的派生意义，是将“鱼”同音地等同于“余”（有余，余粮，富余，富裕）。《诗经·鱼丽》：“鱼丽于罶”，“物其多矣”。《诗经·无羊》：“牧人乃梦，众维鱼矣，……众维鱼矣，实为丰年。”今天民间过旧历新年贴在大门口的“鱼”，经常与丰满谷穗连在一起，所指向的便是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的富裕和快乐。本来，在远古文献和今日民俗中，男女性爱与物质生产也是连在一起的。傩舞的交媾姿态宣示的不只是性爱和繁殖，而且也是物质粮食的生产；随着这交媾舞蹈姿态的是“一籽落地，万籽归仓”的歌唱。它象征的不仅是人丁兴旺，而且也是五谷丰登。这个含义“有余”的“鱼”，呈现出人类已走出动物界：人不仅维持、延续生存，而且生活开始富裕、丰足，不必像其他动物日夜苦于觅食求存。余食、余粮（“鱼”）使人类有了更多的快乐和自由。所以“鱼”的第一重含义不仅是性爱、生殖和生存，而且是生活的自由和幸福。它标志着由“动物”而“人”。 “鱼”的第二重含义是交往（ 从物质生存和语言交流两重含义中，“鱼”成了最早的神圣符号。记得小时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过年过节在乡作客，宴席的中心赫然摆着一条不许动筷的大鱼，或者干脆就摆一条木制的鱼。鱼代表着神圣的欢欣和生命的祸福，从而也就不许去干扰它。它与仰韶陶器上的神秘的人面含鱼到马王堆帛画把整个宇宙托起来的大肥鱼，到汉画中代表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鱼鳞状的身躯，以及后世八卦图中由双鱼代表阴阳所组成的“太极”中心一样，“鱼”在这里就决不止于生存、交往的一般含义，而且是将这含义与巫术信仰、与神明沟通紧紧结合在一起了。它们呈现着这个生的祝福中充满着神秘和神圣。而这神圣性就在现实性之中，神圣的祝福和欢欣就在现实物质生命的生存和交往之中。也就是说，“鱼”给人群生存和生活本身以神圣，这成了中国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基因。 在大传统和精英文化中，儒、道两家都十分重视现实生存。从孔老夫子的“庶之、富之、教之”，到王夫之的“一姓之兴废不如百姓之存亡”，念兹在兹的就是这个亿万人众的“生存”。道家（庄子）从个体出发讲“养生全身”，道教则追求长生不老、鸡犬飞升：即使在天国也得享受人间的快乐。《礼记》说，“大婚为礼之道”。《周易.系辞》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与亚当、夏娃被逐出天堂乐园受罪相反，儒家经典以肯定肉体交配、物质生存，并以之为出发点来讲述人间秩序（夫妇、父子、君臣等等）的来由。所有这些，仍然是这个源头文化符号“鱼”的演绎。 “鱼”所代表生存意志和生活本身具有神圣价值的观念和感情，已积淀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当外辱入侵、种族危亡的时刻，更会被强烈唤起。古代“夷夏大防”的微言大义为士大夫所着重，近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为以和谐止争为美德惯例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就是为了呼唤自立、自信、自强，以维护生命、维系生存。其中还包括“救亡压倒启蒙”的这一近代国史主题在内。 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尼采的“willtopower（权利意识）”，海德格尔的Being（存在；生命；本质；品格），说到底，其实也就在标指着这个来自生物本能的强大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尼采和海德格尔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追求知识和道德的哲学，其实也就是在现代基础上要求追回这个人类源头的生命和生存。但他们把它高度理论化、抽象化和哲学化了。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符号，“鱼”所宣示的“哲学”也正是这个人的生存和生命。所以，不是精神、理性、意识，不是天理、良知，不是现代新儒家的“道德精神”、“德性自我”，而是那实实在在的“人活着”即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现实和根本，是第一原则和首要符号。这也才是真正的“生命哲学”。它是本源性的人的生存本体论（存在论Ontology），即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是一种历史性的展开，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事件，它是充满空间经验的时间，是人的此刻生存和多种可能的未来。历史作为过去就存在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之中。历史使过去成为未来的可能性，成为现在的选择和决断。直到今天，中华大地上“鱼”的符号仍在活蹦蹦地跳跃着，它意谓着、指示着的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撇开虚无，回到艰辛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真实。 二龙：权威／秩序的象征 如前所说，“鱼”作为性爱、生存的符号也出现在其他文明中，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将之保留至今。这是否与我所要讲的第二符号（“龙”）有所关联呢？“龙”在其他文化中或少见，或作为魔鬼的化身；但在中国，它完全是以正面符号出现的。 我其实一点也不喜欢龙。从小我就不爱看龙灯表演和龙舟竞赛，长大以后对各种著名的九龙壁的艺术形象也毫无兴趣。我讨厌它那怪异狰狞的面目，那张牙舞爪的姿态，那像蛇似的弯曲身躯。难怪在西方中世纪，“龙”总是毒龙：是恶魔、邪力的象征，因为这个虚构物的形象特征是狰狞和威吓。中国原始的“龙”还较朴实，后世则分外狰狞。 “龙”是否与“鱼”有关系呢？很可能有关系。至少与“鱼”一样，与水有关。《管子》说“龙生于水”，现代考古学家说“龙”纹是由“水鸟啄鱼纹”演变而来。“这里的鱼就是早期的龙纹”，民间有鲤鱼跳龙门的故事。鱼的符号虽有神秘性，但尚未突显出神，或尚未成为显著的神。“龙”却一开始就是神的代称。自古至今，河神称龙王，雨神也是龙王。当然，关于“龙”的具体起源和成形，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鳄鱼原形说（章太炎），图腾融合说（闻一多），多元龙纹综合说（现代中国考古学），夏商成形说（同上）。总之，由于水和雨是农业社会“人活着”维系生存、延续的基本条件，为人所必须依赖又不能为人所真正了解和掌握，所以它成为神也很自然。“龙”爬遍了中华大地的东南西北，从原始社会直到今天。东北地区（前红山文化，公元前六千年），中原地区（湖北黄梅大溪文化，公元前四千年），其中，画在陶瓶上的马家窑文化的“龙”，可与前面仰韶半坡的“鱼”作某种彩陶的历史系列，但显然比“鱼”要晚（公元前三千年）。江南地区也有“龙”，如此等等。真是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这些出土的地下实物完全可以媲美于古籍《山海经》中所描述的众多龙蛇：“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两龙”，等等。“龙”虽形态各异，基本特点却相同：它与鱼不同，是一个幻想中的巨大动物。“龙”有角，与男性生殖器从而与父系家长制的祖先崇拜相关。 “龙以为畜，故鱼鲔不谂”（《礼记.礼运》）。“龙”尊鱼卑，“龙”成了“鱼”的率领者、保护者和统治者。“鱼”、“龙”衔接，显示社会进入了新时期，那是呈现着威慑、暴力、吞并、战争，是征服、被征服的时期，是走向社会不断扩大、开始形成国家、逐渐迈入文明的巨大变动时期。 如果说，有巢（建立住所）-燧人（发明用火）-女娲是旧石器时代的“三皇”，标志着人区别和脱离动物界；那么，伏羲（“以佃以渔”）-神农（炎帝，定居农耕）-黄帝-尧-舜便是新石器时代的“五帝”的氏族、部落和古城古国时期。而神农（炎帝）和黄帝则分别与“鱼”、“龙”两个时代符号大体相当。在古文献中，文明的主要发明都归功于黄帝。与文明这种巨大发展相同步，黄帝时期又是频繁剧烈的战争时期，黄帝与炎帝、与蚩尤的大战是赫赫有名的两次。当时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在大小战争中毁灭、生存、并吞、融合和重组。大量文献都在说，“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商君书.画策》）。“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庄子.盗跖》）。 黄帝时代就是“龙”的时代。“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时代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红山文化以出土的各种玉“龙”和龙纹器皿为特征。“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易经》著名词句“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点示了这个“龙”-黄帝的时代特征。从“龙”-黄帝时代起，对内对外都必须以“兵”（“刑”也就是“兵”）来支撑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大融会和发展成形的时期。 黄帝和作为黄帝子孙的后代统治，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王朝”，都与“龙”有重大关系。古文献和现代学人对此说得很多。如“黄帝……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大戴礼记五帝德》），“颛顼，黄帝之孙……乘龙而至四海”（同上），“殷为子姓。‘子’……即己字……取象龙蛇，商颂有‘龙旗十乘’之言，意者龙是商民族之图腾乎？”（顾颉刚）从《山海经》中众多龙、蛇到“天黿”、“玄黿”，都与龙有关。 这也就是《易经》讲的上天下地、神奇而可恐惧的“龙”。“飞龙在天”，“见龙在田”，“或跃于渊”，水陆空全部占有。“龙”到处都在，可又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神龙见首不见尾”。正是在这隐藏着的神秘和恐怖中，显出它的巨大的全面统治功能和神圣威力。这种神秘的巨大威力又都与原始巫术活动有关。“山海经多处讲到乘龙升天之事，在山海经里，雨龙是神与巫交接升天的标准配备。骑龙何以能升天？在巫术中，龙由巫师法力之所驱使。”由于“巫君合一”，“龙”的权威和恐怖实际是象征和代表着巫君的权威和恐怖。 为什么要突出这个威慑的、血腥的、恐怖的权威符号呢？这是因为这神奇而恐惧的符号不仅是当时统治权力的威吓象征，而且也是当时社会的秩序力量和制度强迫的符号。因为所谓“文明”，实际上即是由秩序所展示了权威和由权威所维系的秩序。在上古这个不断吞并、毁灭、重组、融合千万氏族、部落和古城、古国的年代，社会日益扩大，地域日益开拓，人口日益众多，结构日益复杂，统治秩序日益需要系统化、体制化的暴力权威来维系。这种暴力权威的统治秩序和体系，也就是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即在黄帝-“龙”的暴力权威统治下，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得到了秩序的规范和规范的秩序。这种理性化的生活秩序在当时却恰恰需要由这个反理性的神秘而恐惧的虚构形象（“龙”）来呈现和代表。相当于黄帝时代的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出土人像已有大小次序的排列，实际在开始显示这种理性化的秩序即等级制的萌芽。从夏的“连山易”以震（雷）为首卦，“帝出乎震”（《周易说卦》），象征着这个秩序权威赤裸裸地依附和要求暴力，到《周易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便是这统治秩序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巩固和完成。从“龙驾乎帝服”（离骚），“龙”成为帝王专利，和秦始皇被咒称“祖龙”，“龙”便始终是后世帝王所专有的最高权威符号，一直到满清王朝的龙旗飘扬和没有龙旗的对“龙”的赞颂。 文明使社会复杂化，的确要求秩序，而维持秩序的确需要权威。只有这样，才能使万千百姓免于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的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人们依靠建立在杀戮、战争、暴力基础之上的权威统治获得了保护，使生命、生存和生活拥有安全和延续。秩序和权威的永远共生并存（恩格斯），如同知识与权力永远共生并存（福柯），现在、未来将和过去都一样。问题只在于是什么样的权威和什么样的秩序。作为这最高权威的是一个人（皇帝），少数人（贵族）还是代议制（人民）。是“亢龙有悔”的权威还是“群龙无首”、“潜龙勿用”的权威？是rulebylaw（依法治国）还是ruleoflaw（法制党、法律规则）？这当然由历史所具体地形成、发展和决定。 在“龙”的权威统治下，社会秩序化、组织化、等级化，在基本或能保护人们安全的同时，也带来了常规性的和规范性的剥削、压迫、掠夺和侵害，带来了各种恐惧、忧虑和哀伤，使生命、生活、生存失去了它们本有的自由、活泼、愉快和欢欣。于是，它也同时会带来对这权威／秩序和规范、统治的各种反抗。中国上古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特别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陶潜诗），那勇猛反抗黄帝虽徒劳无益却英勇悲壮的凄怆故事。这也一直延续到《老子》和《庄子》。《老子》要求回到“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道”“德”时代。庄子极其尖锐而深刻地揭露“窃铢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要求彻底废除文明，回到“山无蹊径，泽无舟梁”、“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的母系社会的原始阶段，即回到上节所讲的“鱼”的神农时代去，极为精彩地表达了这种反抗哲学和伦理精神。但这在历史上当然毫无可能。历史总以恶为杠杆，在污秽和血腥中曲折前行。这些神话和庄子哲学的价值在于，它宣示了必需与历史文明行程带来苦难现实相对抗、从而不计利害因果、“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抗意志和牺牲精神。这种精神由于对现实黑暗和权威／秩序的英勇斗争，在形成和培育人们的道德意识、正义感情、公正观念上，具有着伟大的、光辉的、独立的意义，而为人们所世代承继和不断发扬。 于是，“龙”飞舞着，历史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反的悲剧中继续前行。 三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记录 我所选择的第三个符号是汉字。它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符号系统，即由众多汉字组成的汉文化的书面语言。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姜寨和大汶口等处都有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对于半坡遗址、姜寨遗址以及仰韶出土的陶器符号，有学者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但很多学者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些刻画只是记事符号，类似结绳纪事。而文字和记事符号的性质是不同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用的，而记事符号则与语言不发生关系，它只是为了某种记事的需要，帮助个人记忆而使用的一些单个的标记。所以《易传·系辞传》早就很明确地把结绳纪事和‘书契’区分开来。” 这个说法似乎已是被普遍认同并广泛流行的“定论”。我不是语言学家或文字学家，没有能力和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下面的看法只是一种个人的意见（opinion），不能算作认知或科学。我的看法与这个“定论”恰好相反，我以为这些“类似结绳纪事”的符号刻画正是汉字——书面语言的起源。而汉字并不“是记录语言用的”。 《易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与世界众多书面语言大不相同，我以为，汉字（书面语言）重大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口头声音（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而是来源于和继承了结绳和纪事符号的传统。从起源说，汉文字的“存在理由”并不是表现语言，而是承续着结绳大事大结、小事小结、有各种花样不同的结来表现各种不同事件的传统，以各种横竖弯曲的刻划以及各种图画符号（“象形”）等视觉形象而非记音形式（拼音）来记忆事实、规范生活、保存经验，进行交流。它不是“帮助个人记忆而使用的一些单个的标记”，而是集体（氏族、部落的上层巫师们）使用的整套系统的符号工具。其实，前引《周易》说得很明白，“结绳”是为了“纪事”，“易之以书契”是指用刻划的“书契”代替了结绳，但并未改变“纪事”。所以我以前说，在许慎“六书”中“指事”是第一原则，但“指事”不是许慎举例说的“上、下是也”，而是指记录、记忆上古氏族、部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群生活的重大经验以及发现、发明。这些事件、经验、发现和发明关系着整个氏族、部落的生存秩序和生活规范。《说文》序说，神农结绳为“治”。可见这个“结绳纪事”与整个社会的“治理”大有关系。它与对人群社会树立规范、颁布律令有关。也因为此，结绳和文字都具有非常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其中便有沟通天地鬼神的巫术功能。今日小传统中道士以汉字式的符篆请神驱鬼仍是这种巫术痕迹。所以上古传说仓颉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文字刻划即“书契”的确立，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外界的控制主宰力度的分外加强和人类生存处境的极大提升。汉字的“指事”，如上所述，不仅记录着群体的记忆、经验的传承，成为历史的载体；而且更代表神灵，告诫和统领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从彩陶刻划、骨卜刻划到甲文金文，到石刻铭功，贮存了大量历史经验的汉字，正好指示着鱼龙时代的纪纲秩序的“成文化”。它以标准的符号系统成为这个生命、生活和权威／秩序的体现者。一代又一代的人群，主要是统治-领导集团和阶层，拥有着、享用着这貌似僵固却实际永生的历史经验的权威凝结物，作为符号工具，不断指导、规范、巩固、统治人群的生存和延续。《易.系辞》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也就是以书契发号施令，决断万事。汉字书契以此神秘的视觉形象形式，成为“百官”治理、鉴察“万民”的重大的实用工具，来“鼓天下之动”。所以汉字着重的是它作用于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特质，而并不在复写、记录口头语言的认识功能。直到近世（一九四九年以前），民间还随处可见“敬惜字纸”的告谕招贴，显示了汉字在人们心理上的神圣律令性能，它决不只是人人都能说的口头语言的记录、复写而已。这大概就是“太初有字”与“太初有言”的差异所在吧！声音在场但瞬刻消逝，文字不在场却持续永存。这长存且行进的便是作为历史经验的“道”，“太初有字”也就是“太初有道”。 汉字作为刻划符号，它积累成文，形成文法，具有愈来愈丰富和复杂的意义和内容，而后与口头语言相衔接，这一时期形声字急剧猛增。汉字接纳、交融口头语言而成为书面语言（汉字文言文），但仍然与口语保持相当距离，始终不是口头语言的表现和记录。所以与其他书面语言（文字）大不相同，在这里，不是语言主宰（支配、统率、规范）文字，而是文字主宰（支配、统率、规范）语言。口头语言即使大有变化迁移，而汉字和书面语言却基本可以岿然不动。即使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标志着文字与语言的交会衔接，但文字复述的仍然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语言的声音，始终是“语言文字寝寝分别而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梁漱溟）汉字文言在与地域辽阔、地理复杂、语音差异极为巨大、文法结构并不尽同的口头语言的互动中，始终处于绝对地支配、统率、主宰的地位，起着无比巨大的规范功能。直到“我手写我口”的今天白话文时代，仍然无论在词语构成和使用上、语法习惯上、表达感叹上，汉字文言仍然具有很大的支配力量，始终是文字左右语言而非相反。 汉语不重音而重义，它忽视、省略、删除了任何没有意义的声音。汉语之所以成为这种单音节语言，正是因为汉字从一开头便支配、统率、规范着语言，而不是记录语言的缘故。今天汉语译名仍多弃音译而用“意译”。如电脑、民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非典等等，便是其他语言少有或没有的。 汉字文言中虚词的众多和并非口语特点的音乐形式，如由平仄音调到字义的对偶反复、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使汉字文言文的表情功能非常显著而重要。它融情感、理解、记忆三者于一炉，对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塑建和影响甚为巨大。也许，中华儿女可以流连忘返在这作为心理积淀的汉文字（书法）和文学中，去寻找或寄托那失去的历史家园和邈远的故国乡愁！ “鱼”、“龙”都与原始巫术活动有关，如前述仰韶人面含鱼和“黄帝乘龙”是如此。“鱼、龙均为水生，都能行天降雨，同为祈雨的对象和引导人、魂升迁腾达的神物……同为大禹治水的重要帮手。”汉字也如此。它是由结绳变来的用以“治理天下”的“书契”，它使“天雨粟，鬼夜哭”，显出了原始巫术的巨大威力。 鱼、龙、汉字，这些中华文化的神圣符号，源远流长，至于今日。如何阐释，敢不慎欤？野人献芹，供一笑耳。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于Boulder,Col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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